21世纪被称为网络时代,但在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看来,网络早已存在。
在罗马时期,丝绸之路指向各个方向,朝圣者、士兵、游牧民和商人沿着这条路行进,既进行商品的生产和买卖,也交流思想,接纳和改进不同的观念。然而,这个网络不仅有利于商业交流,也有利于疾病的传播。
传染病,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无计划、无组织、由网络衍生的威胁。 公元251 年和公元2 世纪60 年代的流行病,为基督教日后铺展开来的网络打开了一扇大门。基督徒不仅对重大灾难的发生进行了宗教解释,还鼓励人们做慈善、照顾病人,这使得大量的信徒最后存活下来。
在公元 5 世纪,传染病与移民、宗教传播等共同摧毁了罗马帝国的等级秩序。黑死病沿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传播开来,使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在14 世纪骤减。约有一半人死于黑死病。这直接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在尼尔·弗格森看来,过去我们学习的历史,大多是关于帝王将相、统治阶级的历史,而忽略了同样有影响力但能见度较低的网络历史。他认为,“关系本位是网络世界最重要的特征”,在推动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代表阶层与精英主义的“高塔”与广泛通俗却紧密互联的“广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互通互融。
纵观古今,虽然高塔中的阶级统治为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但存在于下方城镇的广场之中的网络所带来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它更倾向创新。通过网络,最新的前沿思想得以传播。作者认为,历史上最叱咤风云的改变,恰恰经常是由缺乏文献记载、非正式组织群体来实现的。
弗格森的《广场与高塔》从一个新奇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有形的和无形的网络,从神秘的共济会、辉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复杂的萨克森—科堡—哥达邦联、举世闻名的剑桥使徒、毁誉参半的太平天国等组织网络,到现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推特和脸书。在宏大广阔的时空下,叙述了征服印加帝国、葡萄牙在澳门的立足点、启蒙运动、美国革命、工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联盟的建立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作者给文科背景人士介绍了复杂网络的知识,也用大数据和量化分析的研究方式为读者展示了如何利用复杂的数字工具来研究历史中的事件,激发我们重新看待习惯已久的世界观与它潜在的不同面貌。
本文整合自尼尔·弗格森《广场与高塔》一书的第11、12节《等级制度简史》和《初代网络》,由中信出版社授权转载。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博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米尔班克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杰出访问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迪勒-冯·弗斯滕伯格基金会杰出学者,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世界的100人”之一。弗格森是一位在金融史、经济史、商业史和世界史领域享有世界盛誉的历史学家。共撰写了包括《战争的悲悯》《罗斯柴尔德家族》《帝国》《文明》《基辛格:理想主义者》在内的15部著作。
《广场与高塔》,尼尔·弗格森著,周逵 / 颜冰璇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撰文 | 尼尔·弗格森
摘编 | 董牧孜
等级制度简史:
早期的国家就像企业一样,寻求经济规模最大化
由赛尔乔·莱昂内执导的史诗级意大利西部影片《黄金三镖客》,讲述的就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伊莱·沃勒克寻找他们同伙被盗的黄金的故事。一日,他们偶然得知,黄金被埋在内战墓地一个巨大的墓碑下,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块墓碑。伊斯特伍德偷偷将沃勒克的左轮手枪中的子弹退出,随后对他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台词:“我的朋友,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了,枪里有子弹的,和挖墓的,现在只能由你来挖墓了。”
意大利西部影片《黄金三镖客》。
这就是古代真理在现代社会的一种体现。在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生活在等级秩序中,只有少部分人能享受垄断独裁的暴力统治所带来的便利,其他人就只能一直“挖下去”。
那么为什么等级制度会在网络之前出现呢?有一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最古老的史前人类,也会根据自然赋予的体力和智力级别进行群体分工。所以,早期部落更像合作的等级群体而不是分散的网络。甚至在“义务协作的觅食者”中,也需要一个领导人。需要有人指挥大家停止准备,进入狩猎模式;需要有人分配猎物,确保人人有份,尤其是幼童和老人。其他人就是上文提到的“挖掘者”。
当人们开始形成规模更大的群体,进行更复杂的狩猎和采集活动时,早期人类建立了第一个概念框架——解释神的超自然能力的神话——和第一种改变思想的物质和举措。他们还学会了最基本的战争艺术,制造了大量的简单武器,如斧头、弓箭等。在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八九千年以前)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就已经出现了防御劫掠(抑或组织劫掠)的行为迹象。随后,早期人类社会开始分化为主人和奴隶、战士和劳动者、牧师和祈祷者。随着洞穴壁画进化为标志性的文字,第一种人类大脑外部储存数据的形式和新的知识阶层诞生了。
换句话说,尽管早期的政治结构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倾向于独裁,有的更重合作,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社会阶层。通常只有长老个人或者长老会议有惩罚违规者的权力。成功发动战争的能力成了衡量一个人能否成为君主的关键属性。曾有人说过,国家是人类本性的必然产物。军备竞赛也是如此,因此军事技术不断被提升:箭尖更硬了,马成了战马,这些进步也为获取权力和财富提供了捷径。一种新的等级制度的出现也具有必然性,这种制度由一个“大人物”主导,他甚至不需要有健壮的身体,只要富有到能养活一小群全副武装并忠贞不贰的下属就足够了。
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等级制度都有很多优势。从古代到近代早期,绝大多数政体都有着森严的等级结构,其理由很充分:早期的国家跟后来的企业一样,都在寻求经济规模最大化,它们想尽量减少交易中产生的费用,尤其是在军事领域。那么多野心勃勃的独裁者通过神权来巩固王权也是有迹可循的,对奴隶来说,那种以神权为顶层的等级制度更容易接受,因为它是神的指令。然而长此以往,大人物的独裁也会产生不利后果,其中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尤为严重,长久的传奇,因为资源分配通常只能满足大人物自己和其密友、后代的需求。在古代,战争时期世袭的武士精英和负责灌输宗教教义法规的教士精英往往手握过多的权力,这个问题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反复出现,几乎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但不管它在哪里发生,社交网络都稳稳地服从于等级制度的特权。读写能力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特权,因为大部分普通男女都在辛苦地工作,他们住在村子中,与自己最近的邻居都会产生“横向绝缘”(这是埃内斯特 · 格尔纳的表达)。这种隔离状态就像石黑一雄的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写的那样,是一种强烈的、永久的精神迷雾。
《被掩埋的巨人(双语版)》,石黑一雄著,周小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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